企业自主创新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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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e展厅 展厅 3 管理咨询与服务展厅 企业文化, 战略管理, 生产管理/工业工程, 营销管理, 知识管理, ... 面对全球竞争形势，要在技术追赶中做到趋利避害，必须有清晰的思路、理念和有效的政策导向，包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一、技术追赶的挑战 知识改变命运，技术改变国力。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生的技术来源。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不仅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而且很难立足世界强国之林，甚至国家经济安全都难以保障。 改革开放使中国企业走上了技术追赶的快车道。在一些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技术跨越。随着我国产业和企业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企业的技术来源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时候了。但是，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 跨国公司积蓄了厚重的技术积累，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技术集成能力，成为全球各个产业技术的领跑者，左右着所在产业的技术方向，赢得了巨大的先发效应。当技术差距很大的时候，他们可以“以技术换市场”；当后来者影响到他们技术垄断地位的时候，他们或通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标准等设置壁垒，强力打压；或以强大的资本实力将其“收编”，纳入自己体系，停止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革命创造的技术平台可以被我们共享，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技术传播效应，为我们技术追赶创造了有利条件，把握得好甚至有可能实现技术超越。但是，技术创新能力是一种“内功”，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都替代不了自身“卧薪尝胆”式的修炼。如果对这些有利条件在认识上出现偏差或把握不当，以投机心理寻求“捷径”，就有可能由“技术自卑”发展成“技术依赖”，有利条件的本身就可能变成“陷阱”。 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超越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视野拓宽了。一些企业看到了自己与国际先进企业巨大的技术落差，找到了差距，激发了技术学习和技术追赶的激情，把“舶来的种籽，植入自己创新的基因”,实现了技术跨越。但有些企业则认为自己的技术实力根本无法匹敌，瓦解了创新意志、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走上了漫无边际的多元化经营。有的企业把技术引进作为省时省力的技术来源，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再去技术创新，在一次又一次的引进中失去了自信，掉进了技术依赖的泥潭。有的企业则宁愿放弃自己的技术和品牌积累，企图通过合资持久获得技术。 在看到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后，在用户或甲方一侧，他们追求名厂名牌、“世界水平”和“一次成功”。在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他们不太相信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甚至以使用外国产品和装备为荣，没有给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更多的市场机会。 另外，追求增长速度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在生产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不了自主研发的长周期、不能容忍创新的一次次失败，而且即便技术引进，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很多企业的技术能力并没有与企业规模同步增长。 技术追赶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更难克服的是来自内部创新文化的缺失。如有的企业在引进中失去了自信，在模仿中丧失了自我。创新必须有全社会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必须耐得住寂寞、做默默无闻的积累和实践，创新必须成为国家意志和民族的使命。 实现技术创新，必须战胜自我。 二、新的形势呼唤企业走创新之路 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直至今日，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环境保护，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却每每落空。例如，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是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转变增长方式却缺乏压力和经济驱动力。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变得十分强劲，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这些年无论中央号召还是政府文件，实现“科学发展”的“行政信号”已经十分强烈，但并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要素价格要不要反映它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环境监管要不要严格到位，取决于政府对速度和效率的选择，把握起来有很大的难度。现在政府还掌握着较多的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各地环境监管也参差不齐。这就使生产要素升值的压力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通过经济信号和法律的力量向社会传递。 国家如上做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企业和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但产生的效果却扭曲了要素价格、向社会传递了失真的经济信息。当各地政府和企业依据接受的经济信号各行其是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突出矛盾。要素价格扭曲的代价是保护了落后的企业、保护了落后的结构、保护了落后的增长方式，削弱了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延误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传统增长方式已经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 例如，一些项目可以无偿或低价获得“工业用地”，那么就不会珍惜土地资源；如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就很难改变粗放型、掠夺式开采；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不仅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开发节能技术和消费者的节能意识；在制造业打工者10年工资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怎能有提高劳动效率的热情。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把握得好，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将成为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国家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分步实施，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同时政府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包括水、电、煤炭、天然气、石油、成品油、矿产品等重要资源，在政府指导下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使这些必须释放的压力成为迫使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从企业层面看，依靠要素低价格，在低附加值领域维持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基础正在动摇；资源环境的压力即便是有控制地平缓的释放，对企业也是极其严重的挑战。由此将引起各个企业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甚至面临企业竞争地位重新洗牌。具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市场地位将上升。企业对这一大的经济走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麻木不仁或不予理睬，将造成措手不及或陷入被淘汰的境地。 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于创新动力的缺失 创新是企业应对市场的本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现象，实质在于创新动力的缺失。在体制转轨期间，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一方面，一些地方追求速度的偏好、扩大投资的偏好、追求外延扩大规模的偏好，通过的各种渠道传递到企业，成为企业难以抗拒的导向。这就使很多企业宁愿低水平复制生产能力，却吝啬于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宁愿在同类同档次产品上持续进行低成本恶性竞争，而不愿采取差异化战略，探索通过创新、品牌和服务提高效益；宁愿引进、再引进，持续跟踪模仿，而不愿意下苦功完成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 其次，在现有企业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近期业绩往往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者和经营团队最迫切追求。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在有限的任期内靠引进或再引进作为技术来源，足以保障创造近期业绩；与其把资金、人力等稀缺资源投入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自主研发，不如集中投入于规模扩张，更适应主管部门的偏好。 再有，一些企业经不住眼花缭乱的机会诱惑，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有的企业则认为，既然引进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就没有必要再培育自己的技术力量，冒研发的风险。企图依靠引进技术建立核心竞争力；或干脆引进外资，认为可以从合资的对方持续获得先进技术。于是，就失去了创新和自主开发的欲望。 如果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那么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充分调动起这个“主体”创新的激情。 技术创新毕竟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性质，很难短期见效。任何企业对既有发展模式都有很强的依赖，没有强大的外力或内部变革，不会轻易地改变传统路径。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是企业技术路线的转轨。促使企业下决心转轨，必须有强烈的外因和内因。一般来说，外因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压力和吸引力。例如企业生存环境的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会鞭策企业走创新之路；创新成果的高回报和政府的政策激励，会吸引企业投入于创新。内因则主要来自内生的追求和激情，表现在产权强激励、公司长远战略和企业家精神。 因此要不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这是企业的战略选择。只有那些忠诚于主业、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家的执着追求和立足市场的长期战略的企业，技术创新才可能持续。捞一把算一把的企业，根本就不会走进创新的轨道。 因此，创新是企业的长期战略，是企业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的表现，需要内生的欲望和激情。为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已经和正在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这充分表明国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心。但这些只是外因，如果不能调动起企业和企业家内在动力，政府的号召、干部考核的压力最多只能使企业“奉命创新”。这种为完成“交办任务”而进行的创新，很难想象有好的效果。消除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体制政策性原因更具有本质意义。 韩国和台湾地区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以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现代、浦项；台湾的台塑、台基电、世大半导体、华硕电子、远东航空等。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四、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条中，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园地，而且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最好的场所。大学有跨学科的优势，有自由的学科研究空气。这里是科技信息聚集和传播的枢纽；这里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而且不断流动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这里较少技术研究的禁区和框框，可以有长期的目标；可以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资助；还可以通过人员的高流动性实现知识扩散。这些特点已经使大学成为当代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尽管大学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的研发不存在替代关系，更多的是引领、指导企业的研发，让大学成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既不可能，也无益处。 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一个复杂的商品涉及研发、工艺、材料、配套、测试、装备等技术难题，以及投资、供应链、市场、营销等众多领域。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把复杂的技术汇集在一起，将先进技术成果集成并转化为面向千家万户、有品牌支持的市场主流终端产品。例如，改变世界的移动电话、引起社会关注的混合动力汽车等都不是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和“发明”出来的，而是将已有技术集成后再创新，并通过产业化而形成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是捕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具有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的能力。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盛的美国，技术创新83％的成果仍来自于中小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原则上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 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企业”，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研发中心”，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产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国家大型“专项”是聚集产学研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但这属于特例，数量有限。企业对学校的课题委托，有的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从硅谷和我国一些科技园区成功的事例表明，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围绕院校、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创新企业的集聚效应，开展技术转化活动，可以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创造条件。在“产学研结合”的多种形式中，这是一条强有力的“结合纽带”。 概括地讲，产学研各有各的优势，都应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技术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通过市场的对接，大学的“技术扩散效应”为哺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乳汁；中小企业丰富的创新成果又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了资源；大型企业则将大量、分散的科技创新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后，推向市场，创造社会价值。例如，硅谷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多与斯坦福大学有关；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普等公司，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的。 五、利用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机遇 当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一个重点，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利用世界各地比较优势，“全球生产、全球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产品和技术更新周期进一步缩短、分摊在单位产品和服务中的技术成本迅速增加。为应对这一趋势，跨国公司将研发链条的不同环节进行全球布局，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分支机构，承担部分非核心的研发工作量。目的是充分利用各国技术资源和廉价高技术人才，降低技术成本。跨国公司这一做法决不是出于技术扩散的愿望，更不意味着它要放弃技术壁垒。相反，这是跨国公司进一步利用全球资源，巩固技术垄断地位的全球战略。 因此，外资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的目的是非常清晰的。而我们吸引外资设立研发机构，想要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如何才能得到？有时却比较含糊。 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视角，我们要争取双赢，但必须看到，其中有利有弊。即便那些有利的部分，也不能“坐享其成”。我们要弄清的是，外资在本地设立了研发机构，不能替代本地的研发力量；外资研发机构的水平，不能代表本地研发水平；外资研发机构的创新成果，是外资的知识产权，本地企业不能分享。 作为东道国，经过努力有可能得到的，是外资在华研发机构十分可贵的“溢出效应”。例如，本地的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通过与其合作，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学习业务流程；通过人员流动，可以提高当地研发和研发管理人员总体水平；外资研发机构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在当地扩散技术文化、创新文化、传播研发管理经验；如果中国企业与外资联合设立合资研发机构，有可能更多获取溢出效应；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在本地聚集，有可能形成研发群落，构成地区研发优势。区域研发优势一旦形成，外资研发机构的转移成本将随之提高，转移的可能性降低。我们必须争取的是充分利用这些“溢出效应”培植起本地企业及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能力。 不容质疑，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在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扩散方面实际存在利益冲突。例如，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最稀缺的是研发人才。外资研发机构以其优良的研发条件和优厚待遇，可以轻易地网罗各行业拔尖研发人才，使本地产业研发能力受到伤害。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以独资的方式使研发机构成为“飞地”，目的是既利用中国的技术资源，强化自己技术垄断地位；又能封堵住技术扩散的渠道，控制和降低技术溢出效应。他们还通过并购东道国创新型企业或行业排头兵企业，将他们的技术成果连同技术力量一并纳入自己囊中。 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前提是双赢；关键是弄清我们能得到什么，怎样得到。 六、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散机制 1％的技术成果往往以99％的失败为基础。企图不冒任何风险，就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企图没有必要的资源投入，就获得技术成果；企图离开必要的工程实践就获得技术能力，这是不切实际的。为了获得影响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有时国家必须勇于冒一定风险。 重大技术创新决策关系企业的兴衰。成功的技术创新可以为消费者、甚至全社会带来巨大利益，但创新失败的风险谁来承担？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 企业是创新决策的主体，成功的技术创新加上良好的商业运作，可以通过市场获得高利润，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创新决策承担责任；风险投资机构自主决策投资项目，承担项目风险，并在成功与失败的项目中发挥均衡风险的作用。用户不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但他们可以为成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政府则处于特殊地位，在一些重要领域国家不主动承担某些技术创新的风险，就可能遭遇受制于人的更大风险，国家安全就没有保证。因此，政府应为某些公共利益大于用户自身利益的（如节能、环保）创新产品提供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在涉及国家安全、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某些重要领域，如军工、重大技术装备、基础性公共技术平台等，提供科技创新扶持资金，特别是政府订货等，以政府资源分担部分创新风险。 分散创新风险还应该开发多种有效的工具。如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技术市场、二板市场、政府采购等市场工具；“有限合伙制”、关闭破产等制度安排；科技中介机构、科技园区、创新企业“孵化器”等创新服务体系；对共用技术的政府投资、对有公益效果的创新提供税收优惠等政府支持。 七、防止国家发展政策与科技政策脱节 如果说科技发展规划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阶梯，那么，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那些新兴领域，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工程实践机会、是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到2020年或更长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众多技术创新的课题。如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6万亿，而且还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这就构成了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的投资类产品大市场。这里包括到2020年前4000万千瓦核电，及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替代能源项目；有1.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及众多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有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线电讯网和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终端设备；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有每年数以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至千万计的汽车等。这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可贵的国家资源。 现实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政策与自主创新政策往往脱节。管发展的部门和项目甲方关心的是速度和“一次成功”。甲方往往表现出崇洋心理，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缺乏信心，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工程实践的舞台。本国企业一次次遭受歧视和挫折，不仅失去了太多的实践机会，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中国改革发展创造的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中国企业没有分享更多，大部分都让给了外国企业，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斗志磨灭了，“偷懒”了，他们眼高手低，滋生了“技术自卑”心理，甚至掉进了对外技术依赖的泥潭。例如，一些企业和项目，以“全套引进”产品、技术、工艺、设备来夸耀自己的技术水平。有的企业则不惜放弃自己在技术和品牌上的积累，更愿意通过合资用上一个洋品牌。在“自不如人”、“技术自卑”心理的支配下，即便国家要求招投标，甲方也会有针对性地巧妙设置“首台首套”或其他门槛，目的是将本国企业拒之于门外。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通道从源头已经变得十分狭窄。比如，在规划中国高速铁路时，一开始就在选用德国方案、法国方案还是日本方案中做比较，本国企业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不协调、发展与自主创新“两张皮”，表现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致力于提高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创新领域、创新项目和新产品订货又往往不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实践。 经济快速发展期，是技术追赶的黄金期；中国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国内外资源支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的确立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话，那么，就应该动员国家资源促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必须“以科技发展规划服务于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科技发展规划为支撑”，调整好两者关系；必须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更多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从庞大的国内需求，给企业创新提供市场和工程实践的舞台。 现在中国正成为世界创新技术的实验场，在跨国公司母国还没有完成工程化过程的创新，例如磁悬浮轨道交通、第三代核电等都可以引进，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的拼试的机会呢？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复兴的重大战略。技术创新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条件，认真解决障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只要各个社会主体创新的内在动力充分调动起来，创新型国家就将指日可待。(end)

文章内容仅供参考 (投稿) (如果您是本文作者，请点击此处) (9/7/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