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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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e展厅 展厅 3 管理咨询与服务展厅 企业文化, 战略管理, 生产管理/工业工程, 营销管理, 知识管理, ... 【论文摘要】正如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面临转型的重要关口，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宏观态势分析中两个不同思路即规范性宏观分析思路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的比较，发现规范性宏观分析虽然权威和简明，但是在诊断中国宏观问题时缺乏准确性；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虽然准确全面，但是缺乏学术性提炼。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承担起向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思想基础这一基本任务，必需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体系。 一、当前宏观态势和宏观调控政策分析中两种对立的观点 在具有学院派色彩的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看来，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没有经济过热的状况，也不需要出台特别的宏观调控措施。如果出台紧缩性的宏观措施，反而可能打击正在开始的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这是因为，从规范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来看，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以下的失业率可以算为劳动力正常流动需要和自愿选择的“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间里增长趋势的“潜在增长率”，与这种潜在增长率相一致的投资率可以达到40％，投资增长率可以达到25％，消费增长率可以达到15％，净出口增长率可以达到20％，以及贷款余额增长率可以达到20％，广义货币增长率可以达到20％左右。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 这些正常值通常又称为“临界点”或“警戒线”，是规范宏观经济学在分析中用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或“过冷”的标准。 那么，2003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处于这些经济无过热的范围之内（除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稍高以外），有些指标还显示经济有一些过冷现象。如，2003年：GDP增长率为9.1％；物价指数CPI为1.2％，PPI为2.3％，投资品价格上升2.2％；登记失业率为4.3％，新增就业859万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投资积累率43％，最终消费增长7.5％，净出口增长为－23％，进出口总额增长37.1％；贷款余额增长21.1％，广义货币增长19.6％。 所以，从这些指标不能得出经济有过热症状的结论。由此可以推论，在2004年度采取控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是不恰当的。经济没有过热主要表现在，消费物价不高（除局部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上升外），资金不紧张，劳动力不紧张，产能不紧张。 另一方面，主要具有经济政策决策考虑背景或对策性分析特征的另一种宏观分析思路，则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宏观经济中已经出现“过热”，需要采取果断的宏观调控措施制止经济中过热的势头，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发展。这种思路判定宏观经济存在“过热”的依据是： 1、某些行业的投资出现超速增长，带动全社会投资过快增长。 虽然2003年的全社会投资增长26.7％，其过快的势头还不大。但是水泥投资增长121.9％，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投资增长92.9％，轿车投资增长87％。全社会投资率也从2000年的36.4％增长到2003年的42.7％。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速度最快的房地产投资（29.7％）和其次的基本建设投资（28.7％），都超过了技术更新改造投资（25.1％）。因此，正是连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2000年以来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而更新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速度仅在10％左右），加上汽车业的大幅增长（近两年为37％左右的增长，其中轿车的增长更达到55％和85％），带动了以上原材料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作为2003年过热影响的结果，2004年一季度的全社会投资增长达43％。 2、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攀升。 如钢材及相关产品价格在2004年初升幅为20～30％。有色金属的价格在15％左右。原材料产品的平均价格上升为7％。物价水平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的传递，从局部过热到经济全局过热，中间需要经过一个时滞。不能等到出现了全局过热和物价总水平的大幅上升，才来着手解决局部过热和结构性过热的问题。 3、某些行业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担，超过了国内资源和环境，以及国际原材料市场的承受力。 2003年，中国生产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4％，但是，中国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大大超出这一比例。如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40％，原煤占31％，铁矿石占30％，钢材占27％，氧化铝占25％，原油占7.4％。中国的电力生产弹性系数，也从1998年的0.37，上升到2003年的1.8，表明中国的增长表现为高耗能的状态。 4、由各地政府所主导和推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 地方政府以“开发区热”和“形象工程热”圈占大量农村耕地后，一是上马了许多低技术、小规模、高污染的水泥厂、铝厂、煤窑和钢铁厂等，造成社会成本高昂的企业低成本扩张；二是上马那些无投资资金或长期拖欠资金的政府工程项目，导致大规模工程款拖欠所引起的民营企业倒闭和农民工就业无工资收入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三是造成了大量失地、失业、失生活保障的“三无”农民（有估计圈地造成的三无农民已达2000万人以上）。 5、由于部分行业和地方建设项目引起的经济过热，导致全国性的煤、电力、石油、运力普遍紧张的局面。 6、中国目前的工业化阶段，大体处于重化工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化中期。依据发达国家历史的经验，工业化中期是容易发生经济过热和周期性大波动的时期。因此，对于经济中的过热现象或苗头，我们需要特别提高警惕。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产生分歧的原因 正如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规范性分析也主要是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视角和分析基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即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被认为是综合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这是因为，宏观经济可分为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大的方面，宏观经济问题就主要表现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按照AD－AS模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总供求处于平衡状态，就会出现物价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调控通胀和通缩的波动，以熨平经济波动为主要目标。 不过，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或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需要有一个滞后期。往往在总供求失衡一年左右，才会反映在一般物价水平上。此外，由市场物价波动引起的强制性调整，会给整体经济带来过高的调整成本。因此，为了实现在短期内（一年以内）调控宏观经济不平衡的目标，还需要观察和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本身。在总需求方面，通常说的是四驾马车，即民间消费、民间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新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把政府支出分解为3项，因此总需求就反映在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这三个指标上。 总供给方面，通常进行的是总产值和增加值的分析，最短期的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指标，较长期的有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指标。还有总供给的生产要素分析，包括： 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的总量和结构指标，工资总量和结构变化指标； 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以及各种利率变化指标； 证券市场交易量及证券价格波动的指标；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总量和结构以及它们的价格变动的指标； 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及其租金或价格变动的指标； 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税收方面的指标； 企业的创业及其成功的总规模以及利润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指标； 国外或境外生产要素输入及其价格变化的指标等等。 在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中一般认为（或假定）：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和资源禀赋，充分就业取决于劳动力在市场上的自主选择，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收入分配通过边际生产率的调整和财富增长可以最终解决，产业结构或地区经济结构内部的失衡问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流动加以解决。因此，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解决的唯一重要问题或主要问题。宏观经济中是否存在经济“过热”或“过冷”，主要是由一般物价指数（包括CPI、PPI和GDP平减指数）来测量的。无疑，这种宏观经济的诊断方法，为宏观调控带来了极大方便。这就像医生为病人诊断是否“发烧”或“发冷”一样，只要一量体温是否处于36.6度的临界点，就可决定是否给病人服“退烧”或“升温”药。 另一种宏观分析思路，我把它称为“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顾名思义，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是直接从国民经济中的宏观问题出发的，通过对宏观问题严重程度的感受和思考，提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在分析工具、分析视角和分析基点上都不同于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首先，这种宏观分析思路的分析工具，不是现有的AD－AS模型、IS－LM模型等总量模型和总量概念，而是现实问题的个案分析、因果分析、对策分析和经济生活及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其次，这种宏观分析的视角，不是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假定和纯市场交易过程和信号，而是从决策者或问题分析者的角度感觉到经济中发生了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全局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运用各种理论（包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经济周期分析、社会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进行产生规模、原因、机制、涉及面、效应等方面的分析。再次，这种宏观分析的基点，不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体系和不动点定理，而是全面、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系。所以，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出发点与规范性宏观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两种分析的过程及结果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三、对两种宏观分析思路的评价 新古典的宏观经济观念，曾经受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尽管凯恩斯在理论体系上，基本上是属于新古典体系，即经过非均衡分析修改的新古典理论体系）。凯恩斯以市场经济中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的假说，论证市场行为的自动调整不能达到资源充分使用（即充分就业）的宏观均衡状态。因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介入。 凯恩斯学派还通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构造和宏观经济关键性参数的计算，把宏观经济学变成为可以直接指导政府政策的理论。即为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凯恩斯学派以大规模国民经济数据的输入和计算机处理来预测未来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动趋势。这种宏观经济预测的方式，甚至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性组织所普遍采用。 对此，以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适应性预期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从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否定了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假说。他们提出，从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行为来看，消费决定于人们的长期收入趋势及其预期变化（而不是像凯恩斯所断言的人们总是在增多的收入中拿更少的部分消费），投资决定于人们对于盈利机会信息的充分研究和预测（而不是像凯恩斯所言投资者总是在投资增多时产生莫名其妙的危机感），而现代信用和电子支付制度使人们已经不需要储备过多的流动性（而不是如凯恩斯所断言的人们因为市场不确定性而宁愿持有货币不愿支出）。他们认为，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社会的信息来充分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理性预期因素，能够更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因此，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负责，同时，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也显得不合时宜。对于凯恩斯学派以统计数据和宏观模型来解释和预测宏观经济的做法，卢卡斯提出，这些国民经济数据本身已经包含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干预因素，从而不能代表市场经济客观运行的结果。因此，这样的解释和预测所形成的宏观经济结论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卢卡斯批评”。 这样，通过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理性预期学派又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拉回到新古典的道路上来。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总是等于潜在增长，因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要利用这种潜在增长机会来获得利润。如果有失业，那也是经济人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自愿选择的结果。唯一值得进行宏观调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不均衡，通过市场价格的一般波动调节也可以解决，而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往往是外部冲击（如三十年代银行大危机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和政府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形成纳什非最优均衡）。 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认为不能从各种统计数据及其计量分析中去寻找，而应当从具有理性预期特征的“宏观个体”的行为反应中去寻找。理性预期学派证实，通过这种“宏观个体”分析得到的宏观经济结论和预测，在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情况时，比凯恩斯学派分析得到的结论和预测更加准确有效。 不过，如果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是越少越好，财政政策上要做到财政预算平衡无赤字，货币政策上做到货币增长率长期稳定不变的“单一规则”。这些观点，如果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是否要按照这些新古典观点走，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也需要提高警惕。 在一定意义上，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优点，可以弥补新古典宏观经济分析的缺点。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思路，从宏观政策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任务所提出的要求，对产生一定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机制和体制进行探讨和分析，刚好弥补了规范性宏观分析的从西方经济学既有的概念和定理出发，根据一般均衡经济体系的要求，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诊断和宏观政策建议。所以说，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 然而，在进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时，我们需要注意防止另一种不好的经济研究习惯或偏向，即对经济学进行“散文式研究”。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数千年的文化和学术思想，许多都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散文的优点是可以随意挥洒作者的思想、灵感和联想。好的散文可以给读者以开拓思路和创造意境的启迪。但是，从关于经济理论的认清现实和指导政策的要求来看，散文式的研究方式或理论表述方式就存在明显的缺陷。散文式研究的这方面缺陷表现为，（1）通常不使用严格界定的概念，概念定义的随意性较强，甚至一个人使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定义；（2）论述的问题不集中，一篇文章不是集中论述清楚一个主题，而是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主题，从而产生焦点分散和模糊不清的后果；（3）论述的内容缺乏一个严密和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来把握，没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字模型或观念模型；（4）通常不追溯在该论题上前人的代表性观点有哪些，不强调自己在该论题上的特有贡献之处何在，从而没有形成在学术上自动积累的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常常造成学术研究上“重复劳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效果；（5）大量的思考没有抽象和上升为具有典型性的事实、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和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定理，甚至没有进行这种抽象的系统性努力。因此，虽然论述中可能不乏真知灼见的创意和一针见血的剖析，但往往被淹没在大量无关紧要的分散论述之中。 四、关于宏观经济分析走出困境的思考 关于中国经济中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存在，并且在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于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一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之学，经济学也是致用之学。然而，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效用、需求、供给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之下说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纯粹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还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新古典经济学从创始人马歇尔开始，就抛开了那些能够深刻揭示市场经济的本质，但是却难以加入到简单均衡分析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活力因素（包括分工理论、创新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理论等），把经济学变成为既不能正确认识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又不能将经济学原理直接运用于经济工作和政策的“沉闷的科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于试图以买卖均衡关系来界定一切市场经济关系。并且假定，买卖中的双方是公平和对等的，买卖使交易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增进。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中的关系远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买卖也往往不是公平对等和信息对称的；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纠纷远远超出了买卖关系；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包含了人权、社会稳定和荣誉关系；证券市场的交易也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产权市场的交易也绝不是买卖关系一词能概括的；国际贸易中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并且，买卖关系或交换关系并不是自我生成和发展的。真正推进交换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分工的扩展。如果说要肯定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上的特殊价值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说明了：在一个高度纯粹的假设的交换环境中，对等的交易双方的行为变化如何引起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的变化。因此，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现实问题直接作出解释的努力常常会产生谬误。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如此，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经济生活现实因素通过太多的假定给一一舍弃掉了，剩下的是建立在纯粹买卖关系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于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现实的分析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意见，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都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更加不可能适用于如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复杂程度大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是有必要的，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就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中国不少经济学家在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发现，要将所学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分析非常困难。以致改革开放早期的许多中国学者陷入迷惘。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根本不适合进行宏观总量分析，也不需要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另一些人则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将中国的经济运行改造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一种纯市场经济，从而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未来实施创造出一个适合的对象或受体。 当然，现实经济问题总是很复杂的，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总是面临多种可能的选择，而在选择时除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其他如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等。宏观经济理论没有必要去试图取代其他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对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和政策作出解释。不过，宏观经济理论至少需要具备为宏观经济政策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思考提供思想基础的能力。这一点，从学术分工来看，似乎应当是宏观经济理论所必须承担和不可推卸的基本任务。如果宏观调控的决策者虽然具备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但碰到宏观调控决策的问题时仍然是必须凭借自己的直觉或依靠其他方面的理论，那么可以说，这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失职”的，这种“宏观经济学”还可能在经济生活和政策实施中产生误导。 由于现行宏观经济理论基础的不牢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划界在哪里，国内的宏观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致上看，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作如下划分。一是最狭义派，即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是进行短期的总供求均衡及其波动方面的分析；二是狭义派，即分析对象是短期的总供求均衡波动加上经济增长分析；三是广义派，认为宏观分析的范围是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体制分析；四是最广义派，即认为国民经济中任何具有普遍性（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重大问题）、紧要性（如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危机等）、整体性（涉及整个体制和机制的重大问题）、全局性（从局部发生而可能或已经影响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和战略性（如增长优先战略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都属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 一种国内有代表性的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坚持最狭义的宏观分析观点。主张“回到凯恩斯最早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狭义的’定义，即集中研究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失衡和经济波动问题”。其理由，一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所必须涉及的对象，是不同的，如宏观经济学涉及到潜在总供给和国家竞争力，但是却不能以它们为研究对象。二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而短期不变化的因素如银行坏帐和国企问题就不是宏观分析的对象。三是，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是消除经济波动和使总供求相一致，因此宏观经济理论不应该分析制度问题、微观基础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而应该是在这些分析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来进行宏观分析。而公共选择、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则应该是在宏观经济分析完成之后再来进行分析[1]。可以看出，这样做的用心是良苦的，主要是为了实现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接轨，而将宏观经济问题中可以与纯粹交易关系及简单均衡关系相对应的那一部分非现实的关系抽出来，进行不顾或者排除现实前提和政策后果的纯“宏观理论”分析。可以预期，这样的宏观理论分析对于人们认识宏观经济真相和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帮助，是大可存疑的。 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正式创始人凯恩斯，尽管有很强的政策感觉，也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并且，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短期轻长期、重总量轻结构、重波动轻发展、重态势轻基础、重对策轻机制等方面的特征，但是，他并没有跳出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没有把这些宏观经济学特征当作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他甚至把仅仅关注短期问题当作经济生活的固有属性和人性的弱点。因此，凯恩斯给宏观经济学的题词是，“INTHELONG－RUNWEALLDIE.”（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不存在了）。然而，他的“潇洒”，尽管暂时回避和掩盖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但却给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的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后患。 与宏观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选择。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是政府为了使宏观调控有效达到调控目标而使用的政策手段和调节方式。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看来，宏观调控中可能使用的工具无非是这样一些：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人力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 同样引起国内宏观经济分析争论的，是中国政府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这些工具中除了西方经济中使用的常规性工具以外，还包括非常规性的工具。中国使用的宏观调控工具是： 1、行政性政策工具： 投资项目清理和项目审批权调节政策（例如，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企业经营审批和监管政策（例如，大幅度缩小政府对企业的市场经营范围的审批限制，同时扩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违规的企业的审批限制和行政监管）； 资源支配权限政策（例如，严格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政策执行松紧度检查政策（例如，中央政府派出巡视小组或检查小组，对各地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组织人事处理政策（例如，对于不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或执行不力的各级官员，实行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处理）； 2、产业和区域性政策工具： 限制和停止产业上马政策（例如，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准入标准发展国内的产业）； 鼓励产业加速发展政策（例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积极缓解煤电油运产业与需求的矛盾）； 限制过度城市化建设政策（例如，限制各级城市的开发区、广场、地标工程、地铁、办公楼等方面建设）； 保护和鼓励农业和农村区域发展的政策（例如，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等，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限制耕地的建设性使用，进一步改革乡镇机构，为农民工清欠工资，在农村启动社会保障网络）； 3、常规性政策工具： 财政支出政策（例如，扩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转移支付，扩大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 税收政策（例如，加大污染税费的征收力度，逐年取消农业税）； 货币政策（例如，人民银行在去年8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以收紧其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但扩大支持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例如，提高对青年人的培训力度，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严格对劳动力市场上违规行为的监管，强化对再就业困难的40－50人员的扶助）； 汇率政策（例如，实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 关于中国宏观调控中使用的这些政策工具，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自然提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前者认为，既然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就应当在宏观调控中使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规范的宏观政策工具，不应当使用非常规性特别是行政性的调控工具。后者则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带有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特点，在政策工具方面不能简单按照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去做。使用不同政策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面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仅仅使用常规性的政策工具显然达不到目的。这段时间的宏观调控实践也证明，中国使用包括行政性政策工具在内的多重调控工具的方式是有效的。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采用首先是服从于宏观调控所要实现的目标。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需是最广义的，即凡是涉及普遍性、紧要性、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宏观经济问题，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从中国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不难看到，有效的宏观调控不能不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各个主要方面，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管不了的事让市场自发解决。这显然是一种基于旧发展观的认识。新发展观不仅是口号，而是赋予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更大的责任。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涉及面比较广，其潜在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多方位宏观调控可能会扼杀市场行为者的创造性，而是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是否具有健全的出台机制和实施机制。这个问题没解决好，就是最狭义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能对市场形成巨大干扰。而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机制和实施机制问题的行动（如强化法治国家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较广泛的宏观调控政策只会带来越来越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与较广泛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工具的范围，只能同样是比较广泛的。其次，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采用还取决于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就是，具体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应当视能够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而定。正如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我们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使用一套既定的宏观调控工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最大化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中国的宏观调控工具也需要有所变化。此外，使用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还需要注意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采取可能的弥补手段。这是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总量和结构、波动与发展、对策与机制、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协调问题。 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思想基础的基本目标，也为了引导宏观经济理论的学生和感兴趣者正确认识宏观经济现实这一更高目标，我们需要改变宏观分析的视角，引入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概念，如案例综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分工、创新、工作团队、信息对称性、经济文化行为、权力制衡、体制冲突、政治经济周期等。同时，抛弃那些具有误导性的分析工具和概念，如单纯经济人假定、市场完善性假定、静态比较优势、纯市场交易、霍夫曼系数规律、效率优先规律、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规律等。以最广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概念体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货币政策乎？财政政策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价及建议》，《经济研究》第10期。 樊纲，2001：《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问题》，《经济研究》第6期。 黄达，2004：《人民币的风云际会：挑战与机遇》，《经济研究》第7期。 李霆，1990：《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与区域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林毅夫，2001：《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 刘树成，2004：《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经济研究》第3期。 刘迎秋，1998：《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经济研究》第1期。 聂丹，1999：《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钱颍一，2002：《理解现代经济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集。 王诚，2003：《创新与完善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特区理论与实践》第1期。 袁志刚、何樟勇，2004：《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 张曙光，2002：《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磊，2004：《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动态》第7期。 朱绍文、陈实，1988：《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对我国经济适用吗？》，《经济研究》第4期。 Drazen,A.,2000,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社科院重大课题（B类）“就业优先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研究”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核心就业扩展与中国就业模式转型”（批准号03AJL005）所提供的资助。 [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页。 王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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