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力”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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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e展厅 展厅 3 管理咨询与服务展厅 企业文化, 战略管理, 生产管理/工业工程, 营销管理, 知识管理, ...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无数的评估、分析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无数的喜怒哀乐因此而演变。然而，这个竞争力到底争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为何需要去争它，该如何去争它？ 国际贸易视角 观察“国家竞争力”的第一个视角是国际贸易。从这个视角上看，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其对外贸易竞争力。 在外人眼里，中国的出口来势汹汹，“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会”文集中有这样一篇文章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中国和印度的浮现》），文中将中国、印度的出口数据并列，再以美国数据作参照，画出了图一。 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出口与美国相比尚微乎其微，进入本世纪后，出口加速上升，到2005年已接近美国的水平。无怪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无怪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纠纷层出不穷。 看来，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我们可以沾沾自喜了，可以与美、日并驾齐驱、推杯换盏了。事实上，预测在多少年内能超过日本、赶上美国的言论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出现。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三倍，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称，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生活水平上，中国都将赶上美国。在经济规模上，中国将是绝对的赢家，但它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可能还提前八年赶上美国。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63538亿美元，人均GDP 4900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连老外都这样说，看来我们的“国家竞争力”确实不可小觑。然而主管国际贸易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却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别忘了，2005年12月5日，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一笔订单就买了150架空客。 我们的出口“优势”建立在劳工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无节制的环境破坏之上。靠这样的“优势”，国家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吗？ 迈克尔·波特视角 出口竞争力归根结底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中称：“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 波特具体的分析架构被称为“钻石体系”(又称菱形理论)。他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这五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时政府和机遇也是重要因素。波特将他们间的关系图画成钻石形（见图二），遂有了“钻石体系”之称。 由此可见，波特是个“唯生产力”论者。尽管在他的分析中涉及了政府政策、文化因素与领导魅力等，但一切分析的落脚点均指向一个个具体行业的生产力。 尽管学术界不少人对波特理论不以为然，商学院教授波特却成功地征服了一大批老板和政客，波特理论似乎已经成为评估国家竞争力的正统理论基础。连大名鼎鼎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也请他主持“全球竞争力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共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部分是增长竞争力，是报告评价的主体。主要由技术竞争力、机构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部分构成。 一个部分是微观经济竞争力，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竞争力评价，指标由三大类构成：公司运营与战略指数，经济宏观环境质量指数。 与此并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也每年发表《世界竞争力年鉴》，为各国的竞争力排序。IMD的排序考虑四大要素： 1.经济表现要素：涉及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价格，共74项指标； 2.政府效能要素：涉及公共财政、财政政策、体制结构、企业法规、教育，共84项指标； 3.企业效率要素：涉及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金融、管理绩效、全球化影响，共66项指标； 4.国家基础设施要素：涉及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价值体系，共90项指标。 这些年来，国内非常重视这两个竞争力排序，报告一出来，媒体争相报道，专家争相解读。然而，这两个排序却很难让我们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出清晰的看法。图三是笔者找到的中国历年排名。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排序，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过去十年在大幅波动中爬升，从2005到2006年，一年内竟上升了12位；而按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排序，过去十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 我们该相信谁的？ 洛桑排名的特点在于主要依赖统计数据，尽量减少人为主观判断；而世界经济论坛排名则数据与经济分析并重，重视问卷调查，强调把握一个国家内在的经济运行机制。一个强调客观性，一个强调分析深度，谁都有理，却让读者无所适从。 我们喜欢引以为榜样的韩国，同样重视这种排名。2005年9月29日，韩国《釜山日报》报道： 韩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竞争力比上一年上升12个位次，居世界第17位。世界经济论坛（WEF）28日公布的2005年各国竞争力评价报告书中，韩国的成长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指数）在117个调查对象国中居第17位，是调查对象国中位次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2003年韩国曾经创下过第18位的纪录，此后一直下跌，去年降至第29位，下降11个位次。 这不但成为韩国人的骄傲，也让我们的媒体着实兴奋了一阵。然而，以常理看，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的变化，应是多年的积累所致，一年“上升12个位次”令人费解。 《东亚日报》一则报道称：“去年，韩国国家竞争力指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1位，因此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等人不满称：‘公众信誉机关怎能如此？’” WEF的韩国合作伙伴一直都是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但今年的调查换由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负责，因此问卷调查对象的选拔标准出现了变化。 此前，KDI会随意选出500家资产在70亿韩元以上的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回收100～150份发放的问卷调查后交给WEF。相反，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的方式是选出300家“核心企业”，然后回收280份问卷调查交给WEF。（见丹东经济信息网www.ddcei.gov.cn 2005-09-29 08:55:00.0） 原来如此。 听听布什总统怎么说 着眼于“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自然比着眼于外贸份额更深刻，然而这种能力是否可用WEF或IMD的方法测度，却难以确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能力的根源是什么？ 今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美国竞争力计划”，2月2日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公布了该计划。 这个计划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的经济力量及其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生产并利用最新科技开发成果的能力。”报告将这种能力归因于三类力量：科学研究，强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冒风险与创新的社会环境。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WEF和IMD的视角。它将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两块基石上：其一是科学/技术；其二是整体国民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竞争力计划”源于美国科学院去年10月提出的一个咨询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报告指出，随着高级知识的全球扩散以及低成本劳动力的出现，美国在市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开始受到侵蚀。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巩固美国竞争力的基础，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因此，美国目前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发展源于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工业，为全美国公民创造全新的、高质量的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对中国很重视。报告中提及中国128次，提及印度85次，提及欧盟19次。报告在强调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说：IBM公司最近将个人计算机业务转给中国的一家公司；估计10年内全球约80%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之外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5.95亿，中上等收入的消费者将达到8200万。——显然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者。 至于美国的传媒，更是赤裸裸地渲染这类观点。《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 小时候父母常常说：“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父母会对孩子说：“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 从国际贸易视角，我们看到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能力之争；从波特的视角，我们看到各国在各产业上的效率之争，而这种竞争归根结底仍是为了瓜分世界市场；从“美国竞争力计划”的视角，我们看到科学/技术与整体国民素质对各产业的决定性影响，它最终仍归结为对世界市场的瓜分——美国小孩、中国小孩、印度小孩争夺饭碗。 比较起来，国际贸易视角看到了“国家竞争力”的标的，而“美国竞争力计划”则站在美国的立场探寻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深层、长期根源。 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跟着WEF、IMD起舞，还是效仿“美国竞争力计划”？ 为什么需要“国家竞争力”？ 这是个显然愚蠢的问题，然而真相往往藏在愚蠢问题的背后。 农耕文明是个“自给自足”的时代，今天的工商文明，从经济上看，与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商贸和分工使整个社会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的生产和工作，绝大部分是为别人干的，鲜有为自己直接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在这个背景下，生产与消费的匹配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令学者们伤透脑筋的难题。 在市场原则下，协调社会分工、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是“利润极大化”。这样的机制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 到此为止，这不过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让我们用自己过去20多年的统计数据来检验它。从分配的角度看，GDP为三类主体所得，其一是社会劳动者，其二是财政，其三是资本拥有者。 先看看劳动者所得。 《中国统计年鉴》里有“工资总额”一项，它被定义为“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除了工资劳动者，我国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收入的基础是GDP中的第一产业部分。参与分配这一部分的，除了农民外主要是各级政府。农业部统计表明，2000年全国农民总负担为1779亿元，它占当年农业GDP的12.16%。农业部的统计样本只能触及中央明文规定的税费，据统计，我国正式的涉农税费项目接近100项，加上“三乱”各种项目总数达200项。谁都知道“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重，三税（统筹、集资）四税（‘三乱’）无底洞”，保守估计“三税”、“四税”部分不会低于正税的1/2。由此我们估计农民负担为第一产业GDP的18.24%。并假定扣除这一部分后，就都是农民的收入了。 以上两项之和即为劳动者收入。 参加分配的另一主体为财政。《中国统计年鉴》已列出“财政收入”。从参与GDP分配的角度看，扣除“劳动者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外，就只有资本所得了，不论它是内资还是外资、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劳动者收入”、“财政收入”与“资本所得”各自占GDP的比重（见图四）。 数据显示，支撑产能扩大的资本收入，其份额显著扩张；而构成社会有效需求的劳动者收入，其份额明显下降。1993年后，资本收入持续高于55%；进入本世纪后，劳动者收入持续低于25%。于是，社会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间的平衡被打破，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供过于求的困境。 有学者着眼于银行中的巨额储蓄存款，力图将其“逼”出来，以形成购买力。然而在劳动者收入下降、资本收入上升的大背景下，这巨额的储蓄存款到底属于谁？它是暂存的购买力还是潜在的资本？ 《统计年鉴2004》将我国国民按省市分为31组，每组又按城镇、农村分为两组，年鉴提供了这62组国民2003年的人口数与储蓄存款额。此外，年鉴还提供了城镇家庭分8组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分20组的纯收入。 假设不同人群拥有的储蓄存款额与其收入份额成比例，可将上述62组国民进一步细分为868组，分别估算每组的人数与拥有的储蓄存款额。再按人均储蓄存款额从高到低排序，可考察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图五）： 官方数据表明，最富裕的1.38%的国民拥有10.88%的储蓄存款，最富裕的5.56%人群拥有30.04%的储蓄存款；50.01%的储蓄存款集中在12.53%的人群手中。反之，最贫穷的23.42%人群仅拥有1.01%的储蓄存款；最贫穷的43.81%人群仅拥有5%的储蓄存款，49.83%的国民存款余额不足300元。 由此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民储蓄存款极为有限，不到万不得已，谁敢花掉？因此根本不构成潜在的购买力，而大多数存款集中在极少数人口的手中，这些钱不是暂存的购买力，而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本，它们渴求的不是商品，而是利润。 然而，在社会有效需求日益落后于有效供给的大趋势下，这些存款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于是，它们成了关在银行笼子里焦躁的“老虎”，于是剩余的资本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 这就是为何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竞争力基石的根源。事实上，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英国、法国、美国，无一不将海外市场视为立国之本。 闯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也许只知道抢劫珍宝，而他们背后的国会议员、海军将领们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外部资源”与“比较优势” 《海权论》的作者、殖民者的后裔、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坦率地写道：“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外部资源的支持”？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于英国，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英国没有多少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力。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 可见，乾隆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嘎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非虚妄的自大。直到19世纪初，英国实在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乾隆的失误在于将马嘎尔尼带来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视为“奇巧”之物，没有意识到它们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意义，更没意识到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非“比较优势”将影响其子孙的生存与发展。 于是，文质彬彬的海盗们用炮舰将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人。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而回顾前述马汉的坦白，就不难理解“贸易跟着国旗走”其实是“贸易跟着军舰走”，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 第一个工业化大国英国是如此，其他国家又何尝例外？数数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如今的“反恐战争”。它们的背后哪个没有资本在全球追逐市场的身影？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当年德国面对先发工业国英美，有过一场政策争论，一方主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方以李斯特为代表，力证自由贸易政策会使德国永远成为先发工业国的附庸，力主由政府主导，用行政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强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条道路要求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政治上采取独裁主义，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同时竭尽全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国家认同。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今天，当年海盗们的后裔已经学会将坚船利炮尽量隐藏在幕后，而用一套又一套客观而严谨的逻辑推销“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之类理论。被视为正统的经济史宣称，是工业革命使西方的产品更质优价廉，从而取得了贸易优势。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反对垄断、争取自由贸易。 四年前，在他们“比较优势”理论的开导下，中国为加入WTO大大方方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2005年12月商务部长薄熙来参加WTO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回来后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访谈节目中感叹： “这次WTO的部长倒让我顿开茅塞，突然发现其实欧美对农产品的补贴是不用置疑的，它们自己也清清楚楚，而且成为会议的焦点，而且这个补贴高得惊人，几百倍于我们对农产品的补贴。” 他还具体举例： “对欧盟来说，出口补贴当然就更大了，它有40多亿欧元的出口补贴。在农业的国内的支持方面，美国有80多亿，欧盟有400多亿，日本还有60多亿，而中国是零。 “中国棉农大概有5000万人，而我们一年的补贴，所有的补贴加上支持棉花生产的各种类型的措施共五亿五千万人民币，而美国的棉农只有25000人，它的补贴是一年30亿美元。 “日本、欧盟、美国这三家加起来，实际上一年大米的补贴能高达160亿美元。美国是不大种稻子的，但是它一年的稻米补贴就达到了13亿美元，整个稻米的生产成本也就是18亿美元，实际上补贴在它整个稻米的生产里边占了好大的成分。总的加起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为平均一个农民一年3000美元，而中国七亿四千万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还不到400美元。” 西方传授给我们的理论说，任何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举措都会损伤要素使用效率。在世界贸易中，即使对方限制自由贸易，自己单方面取消限制贸易的壁垒，也会提高自己的要素使用效率。当年我们“跳河一闭眼”，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要价，恐怕这套说辞功不可没。然而我们回避了这“效率”是谁的效率，是什么“效率”。那其实是资本拥有者的短期效率。而今，我们鼓励西方国家也“跳河一闭眼”，人家恐怕在暗自发笑：他们当然明白，让自己的农民走投无路，其社会后果是什么。于是多哈回合谈判硬是被他们拖得中止。 路在何方？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可能选择的道路？ “主流经济学”主张亚当·斯密路线，依靠 “比较优势”建立国家的竞争力。我们最显眼的“比较优势”莫过于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素质劳力。于是“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出口加工”、“招商引资”在20多年里成了事实上的基本国策，导致2000年外贸依存度突破40%，引发学者的警惕，而在一片对依附型经济的警告声中，外贸依存度突飞猛进，到2004年居然达到了70%。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资源瓶颈、两极分化、社会安定纷纷发出警报。这条道路还能走下去吗？ 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改弦更张，走李斯特路线。依靠行政权力，聚集资源，发展核心技术和基干产业。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卧薪尝胆数十年。最重要的，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皮尔这样“不可腐蚀的人”，但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达到罗伯斯皮尔的道德准则，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况且，腐败不仅可能出现于经济领域，在一个集权政府中，腐败往往首先出现于政治领域：昧着良心讲假话。当“假大空”肆虐时，这个政权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经济领域的腐败其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非起因。 即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巨轮、工作母机、工程机械、核心通信设备、计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生物技术产品、军火等等。而今，我们出口裤子、袜子、衬衫之类东西，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到那一天，它们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吗？到时，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如果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利润，而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对外贸易的目的如仅限于互通有无和短期调节，海外市场将不再是经济体系能否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今天，这很容易被视为封闭的保守思想。而当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后，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看待，单个国家的困境正是全球的困境。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正在将全球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群手中，亨廷顿将这群人视为一种“文化”，并命名为“达沃斯文化”。 “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 正是“达沃斯文化”的成功导致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导致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所有的大资本都不得不为争夺市场而剑拔弩张；导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然而，人类并没有另一个地球可供殖民，可供我们去开发“外部”市场。 于是，今天摆在各国面前的困境其实已经在预示一个全球共同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大资本冀望于技术突破，冀望于“虚拟经济”。但技术手段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虚拟经济”不过是富人集团内部的赌博。日益严峻的经济现实早晚会迫使人们摆脱鸵鸟政策，正视问题的根源。 于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道路，此后才有基础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竞争力”。(end)

文章内容仅供参考 (投稿) (如果您是本文作者，请点击此处) (9/1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