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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散谈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创新“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词,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之后,创新两个字更加炙手可热。2006年9月19日在百度上搜索,“创新”命中的条目是3650万篇。在Google上搜索“创新”相关记录,命中更高达9760万篇。可是,很多人是按照中文字面来理解“创新”的,这种理解,与国际学术界正在讨论的“创新”基本上不搭界。例如,把新颖的认识和思路称为“观念创新”。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观念创新”这个命名本身也算是一种“创新”了。既然创新这个概念是国外传过来的,我们就应该密切关注国际上对“创新”的认识,这样才能正本清源,不再把“创新”概念庸俗化。下面介绍评点对“创新”的两种新颖认识“。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国家创新战略”的国家还不多,加拿大是其中一个。因此,对于加拿大学者有关“创新”的讨论,不妨给予更多的注意。加拿大安大略大学管理学院的Tyler Chamberlin等学者认为,有效的创新政策是一项多层次的博弈。而在国内很多学者的心目中,创新政策是一种高超的顶层设计,设计得好,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博弈”观与“设计”观,差异是非常大的。我们设计得很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贯彻,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政策的博弈性,或者为了掩饰部门利益冲突的存在而不敢挑明这一点。Chamberlin说,创新政策涉及三类治理:(1)跨机构的水平治理;(2)跨层次(国家、省、市)的垂直治理;(3)超越式的治理,指的是如何将地方上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以至国际上的有关力量都动员起来,为我所用。[1]反观我国的现实情况,跨机构的水平治理相当薄弱,主要表现是政策不配套,甚至各部门出台的政策相互矛盾;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间的有机联系不强;我们提出了“开放创新”的概念,要利用国际开放环境中的各种资源,但是,尚未关注国内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和影响。Chamberlin还认为,在创新政策的配套政策当中,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加拿大政府设有竞争局,它分别监管《竞争法》、《消费者包装与标签法》、《纺织品标签法》和《稀有金属市场营销法》四个法律的执行情况。他觉得,加拿大的创新政策与贸易政策尚未很好地整合。
美国圣菲研究所是全球复杂性研究的重镇。由于创新这个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学科,2004年2月初,他们专门召开了一个以“自然演化、实验演化与应用演化中的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探索演化中的发明与创新的理论基础。与会者认为,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创新与进化生物学家所讨论的创新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仍有一定的类比关系。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技术创新是需求驱动的还是供给驱动的,这就好比进化生物学家在辩论:环境是进化的原因呢?还是说,生命体通过进化过程构建着自己的环境?牛津大学的进化人类学教授John Odling-Smee教授说,蚯蚓每年“消化、吸收、改造”的土壤量高达每公顷800吨,这可以称为一个浩大的生态工程。在此过程中,土壤的碳、氮含量都增加了,既有利于蚯蚓的生存,也有利于农作物或其他植物的生长。[2]此例说明,发明与创新是相互反馈的,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项目开发与项目选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需要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否则,创新主体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比如,有些人一听到国有企业就摇头,认为国有体制是个极坏的环境,将国有企业与“低效率”和“无所作为”划等号。他们应该问问自己,同样是国有企业,海尔为什么能在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上高奏凯歌?塑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创新主体(无论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还是科技人员、企业家)不必也不应消极地等待,即使在不利的“边界条件”下也要发奋努力,追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环境,或是为新环境的出现而造势,积累能量。
参考文献
[1]Tyler Chamberlin and John de la Moth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ies: The case of Canada, Prometheus, 2004, 22 (1): 3-20
[2]Douglas H. Erwin and David C. Krakaver , Insights into Innovation, Science, 2004, 304 (5674): 1117-1119
编者注:发表于《中国科技成果》2006,19期。(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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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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